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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天植物园活动名单公布!
  • 来源: 南方日报网络版     时间: 2019-08-22 19: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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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习近平: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

    新常态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的必经阶段。自2014年习近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这一判断已成为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动发展的理论依据。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

    一、速度变化符合客观规律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符合国际经验所支持的经济发展规律。

    从长期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波动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会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在更高阶段上只能以相对较低的速度增长。从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增速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规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12736美元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4126美元至12735美元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046美元至4125美元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04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2014年低收入国家GDP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5.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4.6%,而高收入国家仅为1.7%。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2012年为5870美元,2013年达到6710美元,2014年达到7400美元,2015年增加到约7880美元。2010年我国实现了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到中等偏上水平的重大跨越,2012年人均收入相当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84.5%,2014年已经提高到了93.7%。上述数据说明,中国已进入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通道;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明显高出与我国同等发展阶段国家4.6%的平均增速,即使与低收入国家平均6.3%的增速相比依然较高。

    中高速有利于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如果经济增速太高,就难以遏制各方面大干快上的冲动,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如果增速太低,则会影响就业,妨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指出:“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因此,要摆脱“速度依赖症”的困扰,避免加大刺激手段、强行推高经济,防止矛盾进一步积累与拖延、甚至引发一些难以控制的风险。

    要用积极心态看待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发达国家中,英美复苏相对强劲,但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表现均不如人意。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和俄罗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经济严重下滑,呈现滞胀特征;印度因人口红利,增长率逐渐高起。可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长周期影响下,世界经济整体表现出一种“新平庸”,但不同国家面临的制约因素各异,呈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与前几年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同于世界经济的“新平庸”,不仅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的特征,而且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是与我们已经的高速而言的,在世界上仍属于高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1%,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欧元区为1.5%,日本为0.6%。显而易见,中国6.9%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3-2015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约为26%。习近平指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图为: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听取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二、方式转型契合客观变化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这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理念等的客观要求。

    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转轨、自然资源、投资、人口、外资外贸等要素条件已经改变,有的甚至正在发生逆向变化,从而决定了原有单纯靠规模扩张、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模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

    转变发展方式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必然选择。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把着力点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有较高效率支撑的增长,才是符合我们愿望的新常态。如果增速下降而效率没有改善,不仅过去经济高速扩张掩盖的诸多矛盾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陷入减速过快、加剧矛盾的困境。主动适应新常态,就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两个基点,调整宏观调控思路,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立定向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调整地方发展思路,改变过去以GDP论英雄的偏好与思维定式,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加强市场监管、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上;调整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把研发创新、工匠精神作为生存发展的关键,真正把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立足的根本。习近平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要体现为依靠科技进步,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较少的资源、较小的环境代价产出较多的高价值产品,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体现为科技含量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产业层次的提升;体现为百姓能够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有更多的获得感;体现为以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是科学发展之路,也是发展信心之源。2013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在《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将更加注重效益质量。我们将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促互进。可以肯定,所有这些都将创造出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空间。”

    三、结构优化适合客观要求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这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的必然要求。

    中国过去依靠政策刺激、高投入、高能耗等方式取得了高速增长。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也超出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并导致产能过剩和库存大量增加。习近平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五中全会上指出:“产能过剩化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把经济发展抓好,关键还是转方式、调结构,调整存量,做优增量,推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抓住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这一工作重点,使我国经济发展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增强后劲。”

    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正确应对国内、国际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习近平强调:“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必须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瞄准导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性障碍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高杠杆率和僵尸企业进行存量调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杜绝和防范在增量上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研究表明,让无效率企业退出、让更有创新性的企业进入和成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可达到1/3—1/2。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图为: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重要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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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围观| 中国两位反腐“掌门人”同时出京,演的是哪出“双城记”?

    撰文| 赵萌 编辑| 马宁

    本周,两场国际反腐峰会相继在天津和伦敦举行。先是5月11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九次年会在天津开幕,仅1天后,英国政府在伦敦兰卡斯特宫召开首届国际反腐败峰会。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双线作战”,同时派人出席了这两个时间重叠、议题相似的国际会议。中国的两位反腐掌门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出席了天津会议;而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则现身伦敦,足见国际合作在反腐中的重要性。

    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最初由中国发起,至今已有10年历史;伦敦峰会则是首次举行,由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起,旨在全球政府间进行情报交流进而打击贪腐犯罪,议题包括反洗钱、惩治避税及体育反腐。

    从参加国家来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九次年会集结了来自乌克兰、坦桑尼亚、西班牙、新加坡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大多数来自检察、预防与打击腐败部门。伦敦反腐峰会则吸引了包括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总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内的全球政界人士以及来自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管成员。与中国一样,印尼也是“双线作战”,同时派高官出席了两个会议。

    那么,这两个同期召开的会议,在反腐方面有什么新看点?针对打击腐败的议题,两位中国高官都说了什么?过去一些年中,中国又是怎样参与国际反腐合作的?

    天津会议:

    机制由中国发起曹建明是主席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先说说几天前在天津召开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这个会议机制和中国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其实有着深厚的渊源。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构想,始于2003年12月在墨西哥梅里达举行的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高级别政治会议。

    此次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代表认为建立一个以促进该公约实施为宗旨的专门的、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十分必要。梅里达会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官员和一些欧美以及亚太地区国家反贪污机构的负责人就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事宜,主动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沟通,邀请中国参与发起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

    2005年4月,在联合国第十一届刑事司法大会上,出席会议的一些反贪污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联合国有关官员磋商,建议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发起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2006年,中国发起成立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时任最高检检察长贾春旺当选首任主席;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这次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则出任2010年、2013年、2016年主席。在今年的会议上,曹建明指出,各国各地区反贪机构可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为平台,更好应对腐败犯罪发展的新趋势,全面提升各国各地区惩治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

    伦敦会议:

    黄树贤发表3000字讲话干货多

    距离北京上万公里的伦敦12日召开的这次反腐峰会由卡梅伦主持。政知君翻看了英国BBC、《卫报》等媒体注意到,这次会议恰逢英国一项有关打击腐败法令的通过,这项法令要求英国公司,以及持有英国房地产的外国公司公开其幕后的真正所有者,包括多达几十万套豪华住宅的买家必须公布真实身份。会议召开前,英国首相卡梅伦针对该法令还专门在《卫报》撰文。按照日程,会议将推出全球反腐声明文件,推动在全世界范围合作反腐。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还注意到,现身伦敦的黄树贤在峰会上的书面发言就多达3000字,干货的确不少,中纪委网站全文刊发。针对此次峰会全球反腐合作的主题,黄树贤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2014年以来,在各国和国际组织支持下,中国从71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了一批外逃人员和境外赃款,追回赃款62.9亿元人民币。

    江泽民曾出席国际反贪污大会

    说起国际反贪合作性质的会议,除了中国发起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政知君发现,成立于1983年的国际反贪污大会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该会议定位为国际性非官方专业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性非官方专业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1987年11月,第3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香港举行,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厅应邀派团与会。根据公开资料梳理,从3届会议开始,中国监察部门和检察院系统均派人员与会,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贪检厅厅长的赵登、监察部部长曹庆泽、监察部副部长冯梯云等官员曾出席过该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北京作为东道主举办了第7届国际反贪污大会,89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名政府官员、法官等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贪污腐败是社会稳定、发展、进步的阻碍因素。要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同腐败进行斗争。

    中国已参与多个国际反腐机制

    从1995年回到眼下中国再次作为东道国的天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不难发现,中国参与的国际反腐合作其实从未停歇。对于天津会议,《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指出其意义:今年是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成立十周年,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再次回到成立地中国举办,可谓“具有非常重要而特别的意义”。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采取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的反腐策略,反腐触角从境内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延伸至境外“猎狐”、织“天网”,构建起全方位反腐格局,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充分肯定。

    此外,政知君还梳理发现,中国参与的国际反腐机制目前已有数个,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合作,二十国集团反腐败工作组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机制。除机制外,与国际合作有关的反腐“动作”也不少,比如成立境外缉捕工作局、启动“天网2016”行动剑指追逃追赃,举办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与各国各地区反贪机构一起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等。

    多知道点

    英国和尼日利亚反腐大不同

    如果不是这次伦敦峰会,可能很难将“腐败”两个字和这座著名金融城市联系在一起。

    英国政府的一项声明说:“为外国公司制作的新登记表意味着,腐败个人和国家再也无法通过伦敦房地产市场转移非法资金、洗钱和藏匿非法资金。这些个人和国家也将无法受益于我们的公共基金。”目前,这些地产的真正拥有者的身份可能是模糊的,因为地产登记在匿名的离岸公司名下。英国政府说,这个新的真实所有者登记表将是世界上同类登记表中的首份。

    此前卡梅伦将打击贿赂、洗钱及其他形式的金融犯罪行为作为其政府的重点工作,因此不难想到这次伦敦峰会召开的大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拥有诸多离岸公司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的政府官员也参加了此次会议。BBC采访了开曼群岛的财政部门官员,他表示,如果G20成员以及全球金融中心都参与进来,应该的这些登记制度将有效打击避税和洗钱行为。

    在伦敦峰会上,很多媒体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卡梅伦称尼日利亚和阿富汗“可能是世界上最腐败的两个国家”。这对卡梅伦来说可能是个尴尬的事情。尼日利亚和阿富汗的总统都出席了此次峰会。

    不过,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并没有生卡梅伦的气,反而承认了尼日利亚腐败的这一现状。据报道,上任时间不长的布哈里在竞选曾承诺打击国内腐败。而关于腐败,尼日利亚人最关心的则是赃款的追逃追赃。布哈里说,尼日利亚巴耶尔萨州一名前州长曾“偷窃”公款并于2005年因涉嫌洗钱在伦敦被捕,但却通过伪装成妇女而潜逃出境,后来死在尼日利亚并在伦敦的银行里留下巨额资产。“英国政府准备把这些钱移交给我们,这正是我想要的,”布哈里指出。

    今年1月,《中国日报》援引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报道,尼日利亚信息部长表示,在2006至2013年间,包括前领导人、内阁部长、政府官员在内的55人盗用国家资产达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2亿元)。

    资料来源| 参考消息、卫报、BBC、半岛电视台、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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